单选题下列关于公文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特殊情况下、下级机关可以越级上行文B通报按内容可分为表彰性通报、批评性通报和情况通报C签发是制文阶段的最后决定性环节D批办是指对来文如何办理预先提出建议和初步意见
单选题
下列关于公文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特殊情况下、下级机关可以越级上行文
B
通报按内容可分为表彰性通报、批评性通报和情况通报
C
签发是制文阶段的最后决定性环节
D
批办是指对来文如何办理预先提出建议和初步意见
参考解析
解析：
D项，批办是指机关或部门的领导人对来文办理提出指示性意见的决策性活动。拟办是指对来文如何办理预先提出建议和初步意见。
D项，批办是指机关或部门的领导人对来文办理提出指示性意见的决策性活动。拟办是指对来文如何办理预先提出建议和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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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下列哪项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A婚后双方的工资、奖金B婚后双方已经得到或者应该得到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C婚后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入D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而获得的医药费、残疾补助费
问答题（三十七） 【给定资料】 对口支援，是在中国政治环境中萌芽、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1960年3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以《厂厂包社对口支援——论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为题的社论，首次提出对口支援概念。1979年，中央52号文件将对口支援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着对口支援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它的内涵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由厂厂包社发展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即对边疆地区对口支援、对重大工程对口支援、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 有学者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对口支援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产主义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虽出自计划经济年代，却是应对突发灾难、推动社会平衡发展的法宝，永远不会失效。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对口支援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支援方与受援方的关系已经由单向援助变为双向互动，援助内容由资金、物资延伸到项目、人才、文化、科技、精神等领域，援助渠道由单纯的官方运作掺进了市场与民间的力量，援助形式由“交支票”“交钥匙”发展到产业扶持、互惠合作。 有学者发表文章提醒说，在中央政府作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决策，各地各单位对援疆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千军万马、一哄而上的情况，因此必须考虑受援地的环境承受力、市场承受力和基础设施基本供给的承受力，在项目的确定上做到三个防止：一是防止重复建设，二是防止盲目跟风，三是防止鱼龙混杂。受援地的工作也要稳妥跟进，从制度和程序上维护援建秩序，保证援建质量。通过支援方和受援方的共同努力，真正做到科学援建。 【问题】 给定资料中有学者针对援疆立项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提出了科学援建的问题，这在其他对口支援工作中也是适用的。你认为支援方和受援方各应做些什么，才能避免立项的盲目性，从而保证科学援建呢？ 要求：整体观照，思路清楚，操作性强，不超过200字。
单选题最近十几年，北亚的气候普遍比较凉。但是，在北亚的日平均气温和湿度比正常水平稍高的前年，那儿生长的庄稼的年产量却显著增加。在下个世纪，像前年那样增高的日平均气温和湿度将有望成为北亚的正常状态。然而科学家预测，在下个世纪北亚大多数地区的庄稼的年产量会下降。下面哪一项如果正确，最能有助于解释以上信息中的矛盾？A即使南亚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和湿度都比现在有所增加，那儿的庄稼产量有望保持不变B任何有关温度和湿度的增加，都伴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升高，二氧化碳对农作物的呼吸是至关重要的C北亚最近十几年的气候普遍太冷太干燥，使得许多庄稼害虫不能大规模地生长D在亚洲的许多地方，气候变得温暖湿润致使每年的降雨量增加，从而使大多数的可食作物茂盛地生长
问答题（十三）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存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给定资料1”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单选题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______。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A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B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创造C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开拓新局面D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单选题我国现阶段，不同国有企业的职工付出同样的劳动获得的劳动报酬会有所差别。这是因为（ ）。A贯彻按劳分配会使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B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是结合在一起的C按劳分配要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D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与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联系在一起
多选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切难题只有在实干中才能破解，一切办法只有在实干中才能见效，一切机遇只有在实干中才能抓住和用好；政贵有恒，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这些论述体现的哲理有（ ）。A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B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C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D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问答题（十一） 【给定资料】 资料1 有一些城市修建了八车道，甚至是十车道，竟然没有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甚至把非机动车、行人挤在同一个空间里边。我们的城市发展、交通系统建设，主体上是为机动车服务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比如，公路交通不可能深入到千家万户，最后一公里靠什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步行和自行车。但安全风险成为最大障碍，很多自行车道逐渐被撤停，又续出一条道给小汽车使用，自行车只能在小汽车夹缝当中穿行的局面了。 截至2012年底，上海市注册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62.3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注册量达140.2万辆，正不折不扣地向汽车城迈进，未来的交通压力不容乐观。作为多年研究上海城市交通的专家，上海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的陈小鸿教授告诉记者，硬件上的差距，虽然越来越小，但还是有差距。举例来说，我们的路网结构有先天不足之处。像东京、伦敦、巴黎、甚至是纽约，都有一个稠密的道路交通系统，给交通管理带来了比较大的可能性。而我们现在的路往往是大马路，一旦交通拥堵，就会迅速地产生一个负面的反馈，这是硬件上的不足。但更多的是软件上的不足，我们对于精细化的交通设计和交通管理，做得还是不够的。在国外，甚至每一个公交站的位置，每一个路口和车道的使用，都会有专门的设计和评估，不断地优化，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资料2 面对各大中城市愈演愈烈的“出行难”，各地开始积极发展轨道交通。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已经批复了29个城市的96条轨道交通线路，共计2200公里。另外还有18个城市正在规划，全部加在一起，共有47个城市正在建设或准备建设300条城市轨道交通。据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3000公里。 “虽然轨道交通已有上百年历史，但其高效、经济、节能、环保等优点，完全符合未来交通发展的历史趋势，在解决当今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中国某公司董事长说。 一般来说，城市轨道交通是包括地铁交通、轻轨交通、市郊铁路、有轨电车等在内，以轮轨运转方式的快速大运量公共交通的总称。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轨道交通成为都市出行的主要方式。尽管近几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迅猛发展，但由于起步较晚，还存在许多不足。 客流量过大成为当前各大中城市轨道交通遭遇的最大难题。26岁的肖飞家住某市东南部五环线附近的经济开发区，由于工作地点较远，因此每天都要“长途跋涉”。地铁开通后，肖飞上班花在路上的时间缩短了至少半个小时。但享受便利的同时，肖飞也遇到了新的难题，首先是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地铁站点约2公里，步行的话需要20分钟左右。“这段距离坐出租车不合适，又没有顺路的公交车，步行还有些累。”肖飞说。其实最让她头疼的还是地铁的拥挤，“碰上高峰期，要想上车得拼命挤，最要命的是车厢里人挤人，让人很不舒服”。“感觉被挤掉了起码的尊严”的公共交通，促使很多人宁愿驾车堵在路上，也不愿乘坐公交或地铁。 尽管城市轨道交通修建速度很快，但并没有带来充分的便利，甚至有一些自驾车主在换乘轨道交通时，遭遇停车位难找的尴尬。一些国外轨道交通从业者认为，轨道交通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施展开拳脚，与东京等轨道交通发达城市相比，中国的轨道交通建设虽然速度快，但在“无缝对接”等环节上相对滞后，导致轨道交通难以高效运行。 此外，很多城市都对轨道交通运能做了过高估计。“现在上海很多地铁线路都是超负荷运转，不管是规划还是车辆都与运能难以匹配。五年来，整个上海地铁网络的日均客流增长达到220%。”上海某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说。 中国工程院某院士表示，尽管城市发展对轨道交通有需求，但也要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发展。国外某集团区域销售经理建议，在城市轨道交通比较发达的欧洲，只有大城市才侧重地铁发展，二、三线城市大都以轻轨为主。正是这种多元发展模式，加快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使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人都能便捷地使用轨道交通。从欧洲城市轨道交通这些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的一些城市在建造地铁的同时，也应发展多元化的轨道交通模式，使其成为缓解“出行难”的有力武器。 资料3 一些专家认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根本举措，但我们的措施应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也要更加人性化。 以某市为例，公交线路的安排有待改进，一些重要站点停靠的车辆达到数十辆，一到高峰时期，这些“庞然大物”几乎将道路完全挤占，客观上加剧了拥堵。因此，应该合理布局站点，根据交通拥堵情况适时修正。 目前该市的单一低票价固然惠及了广大百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更喜欢相对舒适的环境，也能接受较高的票价，如果完全单一定价，这部分人可能转而购车。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开部分票价高的公共交通工具，对缓解交通拥堵也有益处，差别定价值得有关部门参考。 最后，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都要以人为本，要不断增加其舒适度和便利度。比如，轨道交通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多加扶手、车厢两侧轮流开门等，公交车也要重视驾驶的平稳安全，不能让乘客“站立不安”，要尽量为乘客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 【问题】 概括“给定资料1～3”的主要内容。 要求：语言精练，层次要点清楚，不超过250字。
判断题固定资本的有形消耗与其使用程度成反比，与使用时间成正比。（ ）A对B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