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十二)  【给定资料】  2010年2月1日央视《新闻1+1》栏目《我们要进城》文稿摘录:  主持人(李小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新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相比,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从年龄上来看,大多在20到30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区别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奂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陌生,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主持人:怎么理解“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存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有一个数字显示,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农村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他们与父辈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父辈的那些人是“生存型”打工,他们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所以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有一个数据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住了。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  白岩松:2008年,在沈阳,几个从山东来的青年农民工第一次过平安夜。其中一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一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曲目是《You are ready》,一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一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一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灯是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吸引他们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一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小学,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一阵的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一样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像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刚才第一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一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在城里了。  白岩松:但是现在,城里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这些年.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一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一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  今天上午我们专门听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一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一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去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已经打工十年的70年代末的年轻人,他恰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了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一个账,以前在城市打工,一年可以挣一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一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但是很关键的一点,他一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他一定有一种现代农业的这样一个理念:拥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雇用其他的人让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一下。  白岩松: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一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如国外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一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一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是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来,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将来的农业一定不是靠每一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化的。就像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他回来之后一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一块,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吗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主持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在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2010年一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被这么重要地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我觉得要做好迎接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的孩子就跟新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一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去学到很多在城市学不到的东西。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有的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如果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  【问题】  围绕本期《新闻1+1》的标题“我们要进城”(可理解为“让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用自己的语言,为“给定资料”的内容写个提要。  要求:中心明确、思路清晰、语言顺畅;字数控制在400字以内。

问答题
(十二)  【给定资料】  2010年2月1日央视《新闻1+1》栏目《我们要进城》文稿摘录:  主持人(李小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新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相比,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从年龄上来看,大多在20到30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区别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奂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陌生,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主持人:怎么理解“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存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有一个数字显示,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农村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他们与父辈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父辈的那些人是“生存型”打工,他们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所以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有一个数据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住了。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  白岩松:2008年,在沈阳,几个从山东来的青年农民工第一次过平安夜。其中一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一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曲目是《You are ready》,一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一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一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灯是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吸引他们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一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小学,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一阵的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一样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像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刚才第一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一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在城里了。  白岩松:但是现在,城里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这些年.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一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一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  今天上午我们专门听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一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一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去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已经打工十年的70年代末的年轻人,他恰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了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一个账,以前在城市打工,一年可以挣一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一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但是很关键的一点,他一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他一定有一种现代农业的这样一个理念:拥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雇用其他的人让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一下。  白岩松: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一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如国外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一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一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是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来,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将来的农业一定不是靠每一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化的。就像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他回来之后一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一块,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吗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主持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在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2010年一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被这么重要地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我觉得要做好迎接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的孩子就跟新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一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去学到很多在城市学不到的东西。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有的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如果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  【问题】  围绕本期《新闻1+1》的标题“我们要进城”(可理解为“让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用自己的语言,为“给定资料”的内容写个提要。  要求:中心明确、思路清晰、语言顺畅;字数控制在4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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